顯德二年（955年）九月，汴京的工部鑄錢監(jiān)一派熱火朝天的景象。但這熱鬧不同于往常，空氣中彌漫著一種緊張而又興奮的氣息。巨大的熔爐烈焰熊熊，工匠們汗流浹背，忙碌地將一些非比尋常的“原料”投入爐中——這些不再是尋常的銅礦料，而是一尊尊大小不一、形態(tài)各異的銅佛像、銅鐘、銅磬，甚至還有從民間收繳來的銅器。

這些銅像，不久前還端坐在遍布全國的無數(shù)寺廟（尤其是已被廢黜的那些）中，接受著善男信女的頂禮膜拜。如今，它們或被砸碎，或被整體運來，在高溫下熔化，即將變成另一種形態(tài)——流通天下的銅錢。

這場面的背后，是后周世宗柴榮又一次深思熟慮后的果斷決策。隨著“毀佛寺詔”的推行，全國范圍內查封了數(shù)萬寺院，收繳的銅制佛像法器堆積如山。與此同時，后周面臨的“錢荒”問題日益嚴重。由于五代以來戰(zhàn)亂不息，銅礦開采和鑄錢業(yè)停滯，加之民間（很大程度上受佛教風氣影響）盛行熔鑄銅錢以制作佛像、器具，導致貨幣嚴重短缺，物賤錢貴，嚴重制約了經濟的恢復和發(fā)展。

柴榮敏銳地抓住了這個機會。在顯德二年九月，他再次頒布詔書，核心內容便是：“除朝廷法物、軍器官物及鏡、鑼、鈸、磬、鈴、鐸、鞍轡等外，其余民間所蓄銅器、佛像，限五十日內悉皆輸官，給其價值。如限外隱匿不輸，五斤以上處死，不及者論刑有差。”

這道詔書，將滅佛運動推向了一個更深的層次，直接觸及了佛教的象征物本身?？梢韵胍姡诔皟韧庖l(fā)了何等巨大的震動和爭議。即便是在支持限制佛教的官員中，也有不少人感到不安。毀壞佛像，在虔誠的佛教徒看來，是滔天大罪，會遭天譴。

一日朝會，柴榮特意將此議提出，果然遭到了一些官員的強烈反對。一位老臣顫巍巍地出列，泣聲道：“陛下！佛像乃法身舍利，毀之恐招天譴，降災于國??！昔日北魏太武帝、北周武帝毀佛，其國祚不久，此乃前車之鑒！望陛下收回成命！”

朝堂上一片寂靜，所有人都屏息看著皇帝。柴榮面色平靜，他早已預料到這種反應。他沒有動怒，而是用一種冷靜而堅定的語氣，闡述了他的理由，這番話也被史官記錄了下來，成為他此次行動的最佳注解：

“卿輩勿以毀佛為疑。夫佛以善道化人，茍志于善，斯奉佛矣。彼銅像豈所謂佛邪？且吾聞佛在利人，雖頭目猶舍以布施，若朕身可以濟民，亦非所惜也?！?

這番話邏輯清晰，立場鮮明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