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些保守官員，尤其是出身田畝的官員，堅持“農為邦本，商為末業(yè)”的觀念，認為商人“不事生產，囤積居奇，操奇計贏”，易使民風趨于浮華狡詐，應予抑制，將其限制在必要范圍內。

而另一些務實派官員，包括部分戶部、工部官員以及見識過商業(yè)活力的地方官則指出，商業(yè)可互通有無，活躍經濟，平抑物價，朝廷控制的邊境榷場、市舶司（管理海外貿易）也為國庫帶來了巨額且穩(wěn)定的收入，是田賦之外的重要補充。完全抑商，無異于自斷財路。

王猛傾向于務實派，他提出：“重農固是立國之本，無農不穩(wěn)，此毋庸置疑。然商業(yè)亦不可或缺，無商不活。當務之急，非是簡單抑商，而是立法規(guī)范，設立公平之市易法，平抑物價，嚴厲打擊奸商壟斷、欺詐行為，保護正當貿易。使農、工、商各安其業(yè)，各得其利，則國家財政可豐，百姓生活可便，此乃強國之道?！?

最終，朝廷決定在嚴格監(jiān)管（如市場準入、價格報備、質量檢查）的前提下，適當放寬對民間商業(yè)的限制，鼓勵合法經營，并著手制定詳細的《商稅則例》和《市舶法》，試圖將日益活躍的商業(yè)活動納入有序管理、依法課稅的軌道，使其成為帝國經濟的有機組成部分，而非打擊對象。

文化教育方面，則在已有的官學體系基礎上，進一步討論如何擴大受教育面，尤其是如何將基礎教化推行至更偏遠的鄉(xiāng)村和邊疆地區(qū)。謝安等人提議，可由朝廷提供部分資助或政策鼓勵（如減免賦役），鼓勵地方士紳或宗族興辦“社學”、“義學”，作為官學體系的補充，招收貧寒子弟啟蒙識字。同時，對于官學教材內容，除了儒家經典核心，是否應適當增加更多實用性的算學、基礎律學、乃至初步的格物常識，也引發(fā)了廣泛討論，雖然爭議很大，但重視實用技能的思潮已開始抬頭。

朝堂之上的這些爭論，有時激烈如戰(zhàn)場，有時膠著難解，但總體是在冉閔和王猛有效掌控的、致力于加強中央集權、推進改革、富國強兵的大方向下進行。每一次激烈的爭論，無論最終結果如何，都使得帝國未來的制度藍圖更加清晰，細節(jié)更加完善，共識也逐漸凝聚。

這場“朝堂議鼎新”，標志著冉魏王朝從開創(chuàng)期的“破舊立威”，進入了建設期的“鼎新立制”階段。它不再僅僅滿足于軍事征服和政治統(tǒng)一，而是開始系統(tǒng)地規(guī)劃、設計和構建一個能夠支撐帝國長遠發(fā)展、實現長治久安的、全新的制度模式與治理體系。雖然前路依然漫長，爭議也不會停止，但帝國前進的方向與根本原則，已然在爭論中愈加明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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